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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要重点把握和处理好哪几个重大关系
发布日期:2019-10-06 19:37   来源:未知   阅读: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

  全面深化改革,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人民群众谋求更大福祉。因此必须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必须从深刻了解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规律出发。

  改革的目标不是建立某种理论上看似完美的制度模式,更不是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现成的制度模式,而必须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客观规律出发。

  改革成效的评估标准,只能是经济发展的实绩,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实绩,以及由此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从这个角度看,改革离不开发展,改革要服务于发展,改革的目标和进程决定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们也要树立依靠改革促进发展的基本思路。我国正处在持续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空前活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快速调整的历史阶段。

  离开改革,离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及时调整,经济发展就会缺少动力,就可能受到严重束缚。因此必须主动改革、针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推进改革,以改革促发展。

  推进改革,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离不开稳定这个大局。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体制改革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关系调整,还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形成与分配,都是一个异常错综复杂的、动态的系统运动。

  改革所涉及的各种利益关系调整,在一定时段里,都有其所能够承受的底线;从社会生产力发展角度看,其所要求的生产关系调整,也都存在一个可行性边界。

  如果改革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调整超出了底线与边界,就可能引起利益矛盾激化,就可能丧失稳定的大局。一旦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失控,则维持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各种秩序就可能荡然无存,多年累积起来的改革发展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

  因此,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至为重要的是紧密结合体制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观察、正确评估改革的效果与社会的承受能力,努力使改革发展给社会各方面利益增长的效果最大化,努力使可能引起的利益矛盾冲突保持在可承受范围内。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求我们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必须要注意积累越来越丰富的实践经验,必须要有越来越高超的策略和方法。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过程。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也经历了从直接参与和主导,转向放开搞活、主要承担规则制定和市场活动监管。市场的发展恰恰是在政府不断放权让利的过程中推进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从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看,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同时也要认识到,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仍然承担着重大职责。

  发挥好这些职能,对于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应对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的核心理念,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推动“放管服”的改革走向深入。

  中国的改革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的,很多体制机制的变化都是通过各级政府发布的政策加以调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实践的积累,各个政策条文的衔接、协调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而且对政府行为、市场主体行为的约束引导能力不强。

  这既不利于对既有改革成果的巩固,也不利于政府和市场行为的规范。因此,必须坚持处理好深化改革与完善法治的关系。划分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能和分工,规范政府与市场行为,必须坚持用好法律这一治国重器,坚持把深化改革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紧密结合起来。

  在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过程中,要注意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注意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无古人,必须首重实践。中国的改革实践是一个对中国国情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是对中国国情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之间关系、生产关系变革内在逻辑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等多个方面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

  因此,基层的探索、首创活动是推动改革不断深化的基础性力量,需要保持和加强。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基层的改革探索实践总是个别的、局部的、不系统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更为重要的是形成整体的、理论层面的框架。

  我们的改革已经积累了30多年的实践,以此为基础,加之历史的、国际的比较,我们已经具备条件初步形成整体、系统的体制改革方案,已经可以形成改革的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把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这对于指导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大政方针的指导。为此,新时期我们必须认真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首创之间的关系。

  目前的顶层设计是基于既有的改革实践及其形成的认识建立的,既对基层的改革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也需要在新的改革实践中、在认识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因此,着力点还应该放在改革任务的落实上,放在基层推进改革的实践中。

  要坚持根据顶层设计抓好改革任务的落实;在改革任务落实的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大胆探索创新,不断丰富对体制机制建设的认识,不断推进体制机制的成熟与定型。

  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精神的关系,根本上还是要处理好改革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同志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源自于广大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百折不挠,不畏牺牲,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实践。

  因此,改革必须依靠人民,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精神的关系,必须把握好改革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一基本原则。这也是推进改革最为深厚的力量源泉,是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的指南针。

  众所周知,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启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从那时算起的。

  以这以后的党的历届代表大会为例,回顾一下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根据一个时期或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党都曾分别就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过论述和部署。

  比如,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述了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确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方针政策;

  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方向;1998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政策;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2009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分别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就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部署。

  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作出部署。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述和确立了完善土地流转,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的方针政策。

  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一是在35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管国内环境条件怎样变化,也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始终是我们党历届代表大会的重要内容,是一以贯之、毫不动摇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的主题始终不变,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的发展;

  二是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改革开放在不同时期或阶段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党适时召开全会审议和部署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重大改革措施;

  三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由浅入深、由乡村到城市、由经济领域不断向政治领域、社会管理领域、文化领域、生态领域、党的建设领域、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等拓展,范围越来越广,领域越来越宽、力度也越来越大。

  联系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来看,尽管我们党也始终强调改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改革是全面的,但讨论审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突出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应该说是第一次,从而使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时代特征十分鲜明。

  我们一方面看到,全会通过的《决定》,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彰显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决心、信心和新的自觉;

  另一方面也看到,全会突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系统部署了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改革任务。

  尽管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现在作出来的,但却是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单项到多项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过程,标志着改革领域的不断拓展、不断深入。

  改革开放之所以走向全面深化,这是一个时代性特征,既是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兴旺的反映,体现了历史和今天现实中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

  正如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我们党“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这一论述精辟地阐述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历史进程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既是改革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更是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我们党应对新情况、新挑战,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们幸福中国梦的重大举措。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民经济人均6000多美元,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

  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创造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这是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给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

  正如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发展之后,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成长的烦恼。我们的现代化是和工业化同时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再加上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因素,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历经工业化、现代化的上百年和几百年中渐次出现的不同阶段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在我们的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多发等问题接踵而来。

  特别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往往错综复杂、新旧交织、盘根错节、缠绕叠加,使得我们处于“两难”的选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局面,改革措施的制定和政策的出台必须注重相互照应,统筹兼顾,突出全面性,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能顾此失彼。

  尤其是面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攻坚克难、涉险迈坎的任务更加艰巨,这就决定了要以更大的决心、智慧和力度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靠全面深化改革赢得发展的新优势。

  所以说,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应运而生、顺势而为,是客观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深深植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基础之上的。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没有重点,不是平均用力,重点是什么?着力点是什么?三中全会《决定》讲得很清楚,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如何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又如何更好发挥作用?这里的关键在于“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可以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位置,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缘何如此?这是由政府所处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位置所决定的。

  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的改革需要政府的主导、引领和组织实施,另一方面随着诸多领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日益突出,政府管理体制已成为改革的对象;

  一方面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职能加大彰显政府行政管理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保持经济社会活力,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也同样加大了政府行政管理的责任和义务;

  一方面政府管理要按照效率和公平原则调整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的部门和人员也处在利益格局的调整之中,面临很多诱惑,以权谋私的风险加大,廉洁自律的要求更高。

  由此可见,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矛盾很多、焦点集中,处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这种客观情势,决定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牵动力、影响力、辐射力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具有关键内核的作用和示范引领的效应。

  更为重要的在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因固然要取决于外部因素,但决定性的首要因素还是自我改革的意识和责任。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复杂情况下,在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下推进改革,就更加需要强调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自我改革意识和责任。

  只有政府加大行政管理体制自我改革的意识和责任,担当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角和重任,才能破除和克服各种思想障碍和其他障碍,积极稳妥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全面改革提供动力和保障,从而发挥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积极作用。

  可以这样说,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成绩,但还有很多不适应、不符合新形势新任务的问题,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主要问题是“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较多,不该管的管了、管多、管滥了,导致市场和社会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创造力;该管的没有管起来或没管好,又造成市场和社会出现不应有的无序和混乱。

  一些地方审批过多,延误时机,官僚作风严重;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这些显然是和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过多有关;

  而忽视民生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以致教育、住房、医疗、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题积累较多,这又显然和政府作为不到位有关。

  政府管理方面的这些乱象,无疑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不符合的必然反映,同时也凸显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方面不适应、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职能要弱化、淡化;另一方面适应和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某些管理职能要健全和强化。问题的存在包含着问题的解决。

  既然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越位”、“错位”、“缺位”的二重现象,那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必然要在两个方面着力:

  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简政放权,取消和缩减不必要的政府审批项目,规范审批行为,减少审批环节,市场能办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另一方面,政府该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管到位。

  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职责,这些职责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仅不能减少和削弱,反而应当得到有力的加强。

  也就是说,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一定要全面辩证地认识政府职能转化,既不要该放权的不放,或明放暗不放或这边放那边收,依然故我;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政府应有的管理职责,陷入少管或不管就是好政府的认识误区,大撒手、不作为。这两种倾向都是应当防止和避免的。

  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普惠式的改革让所有人受益,如今的改革则需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

  十八大以来,不论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公开表态,还是陆续推出的改革措施,都让人们看到了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的决心。

  “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雷霆出击、“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铿锵有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求真务实,正是最大范围凝聚改革力量之举。

  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一路走来成就“富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5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着改革攻坚的重要使命,一路前行建设“富强中国”,共圆伟大复兴之梦。

  上世纪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不是让改革停下脚步,相反却加快推进改革,“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

  如今,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模式本身也需要加以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激发中国变革新活力,再启中国增长强动力,升级中国经济硬实力,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充满期待。

  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的未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号角已经吹起,让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去继续探索深化改革的道路与模式,以更坚定的信心去践行改革开放的理念,用新的姿态迎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

  全面深化改革,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人民群众谋求更大福祉。因此必须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必须从深刻了解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规律出发。

  推进改革,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离不开稳定这个大局。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体制改革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关系调整,还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形成与分配,都是一个异常错综复杂的、动态的系统运动。

  如果改革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调整超出了底线与边界,就可能引起利益矛盾激化,就可能丧失稳定的大局。一旦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失控,则维持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各种秩序就可能荡然无存,多年累积起来的改革发展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

  因此,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至为重要的是紧密结合体制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观察、正确评估改革的效果与社会的承受能力,努力使改革发展给社会各方面利益增长的效果最大化,努力使可能引起的利益矛盾冲突保持在可承受范围内。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求我们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必须要注意积累越来越丰富的实践经验,必须要有越来越高超的策略和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从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看,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精神的关系,根本上还是要处理好改革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同志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源自于广大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百折不挠,不畏牺牲,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实践。

  因此,改革必须依靠人民,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精神的关系,必须把握好改革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一基本原则。这也是推进改革最为深厚的力量源泉,是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的指南针。

  曾说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有困难,不改革会更困难。走过30多年改革历史的今天,我们对改革理解得更全面也更透彻,改革要更有力度,要上更高台阶。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关键就关键在,改革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我们深信,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启动的新一轮改革,将会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国家更加富强、更繁荣,让人民生活更美满、更幸福。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目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路线图已经绘就,要把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变为现实,关键是靠实干、抓落实。如果落实工作抓得不力,再好的政策措施也会落空。

  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牢牢把握方向,大胆实践探索,把精力集中到干实事上,把功夫下到抓落实上,把本领用到谋发展上来。唯有如此,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才能落到实处,也才能续写好改革新篇章。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

  全面深化改革,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人民群众谋求更大福祉。因此必须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必须从深刻了解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规律出发。

  推进改革,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离不开稳定这个大局。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体制改革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关系调整,还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形成与分配,都是一个异常错综复杂的、动态的系统运动。

  如果改革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调整超出了底线与边界,就可能引起利益矛盾激化,就可能丧失稳定的大局。一旦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失控,则维持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各种秩序就可能荡然无存,多年累积起来的改革发展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

  因此,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至为重要的是紧密结合体制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观察、正确评估改革的效果与社会的承受能力,努力使改革发展给社会各方面利益增长的效果最大化,努力使可能引起的利益矛盾冲突保持在可承受范围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从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看,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精神的关系,根本上还是要处理好改革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同志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源自于广大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百折不挠,不畏牺牲,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实践。

  因此,改革必须依靠人民,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精神的关系,必须把握好改革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一基本原则。这也是推进改革最为深厚的力量源泉,是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的指南针。

  2017年10月18日,习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2019年1月23日,习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他强调,要对标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继续打硬仗,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为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打下决定性基础。